塔西佗及其著作的手稿—纳粹企图夺取塔西佗手稿的秘闻

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也译作塔吉突士，一般认为是公元56—120年之间的人），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体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历史》和《编年史》等等，从14年奥古斯都去世，提比略继位，一直写到96年图密善逝世（现存的著作皆有残缺）。

1、个人事迹

塔西佗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他生活时代的材料和资讯，但很少有他个人生活的记载，甚至他的名字都不清楚，可能叫普布利乌斯也可能叫盖伊乌斯，对他生平的了解只是从他作品中偶尔透露的少量信息、他的朋友的书信以及小普林尼对他的赞誉、和一些碑文中整理出来的。

塔西佗生于56年或57年，出生于外省一个罗马骑士家庭，是意大利北部或西班牙的省份，在有些信件中他的名字叫斯道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另一些作品中叫盖伊乌斯，但在他主要的作品中都叫作普布利乌斯。塔西佗家族的具体来源不太清楚，塔西佗和来自高卢西南的纳尔榜南西斯省的执政官格奈乌斯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的女儿结婚，这意味着他的家族可能也是来自纳尔榜南西斯省。

从大约89年到93年，他在外省工作，指挥一个罗马军团同时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不过这些年的工作很令他反感，并使他产生强烈的反对独裁暴君的情绪，这些情绪一直贯穿在他的著作中。

在公元97年，皇帝涅尔瓦在位期间，他被选为执政官。在此期间，由于他在拒绝担任皇帝的前日耳曼总督维基尼乌斯·鲁富斯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他作为演说家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第二年，他写作了《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后来他就从政坛中消失了一段时间，直到公元100年，皇帝图拉真在位期间，他和小普林尼一起揭发非洲总督马里乌斯·普里斯库斯腐化，普里斯库斯被证实有罪，几天后普林尼写到塔西佗“运用了他全部的雄辩才能”。

在后来他脱离政坛的一段时间内，他写了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历史》和《编年史》。根据在土耳其发现的碑文记载，112年或113年，他担任了罗马帝国亚细亚省总督。《编年史》中记载116年他的生命“到此结束”，但可能他到120年后才去世。

有关他的家族后代，《奥古斯都历史》记载后来275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塔西佗是他的后代，但《奥古斯都历史》一书中有许多虚假的地方，因此可能不是真的。

2、著作

塔西佗全集封面1598年

利普修斯编订的塔西佗全集封面，于1598年在意大利出版。

目前塔西佗只有5部作品的大部分片段存留下来，成书年代只是估计：

《阿格里科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对话集》

《历史》

《编年史》

《历史》只留存下五卷，第五卷只保留下26章，全书可能有12卷或14卷。保留下来的部分从公元69年选举皇帝加尔巴去世开始，到70年，第五部有一部分写到犹太人起义，是当时罗马人如何看待犹太人的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这部书可能应该写到96年9月18日弗莱维尼斯王朝结束。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的作品，从14年奥古斯都去世写起，可能应该到68年6月尼禄去世，和《历史》衔接上，应该有16卷，但目前第7到第10卷已经不存在，第5、6、11、16各卷也有缺失。第16卷只保存到66年，后半卷缺失。奥古斯都以前的历史是否塔西佗另有专着也不得而知。

《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人种学的著作，描述了罗马帝国以外的日耳曼民族的情况，开始27章他们一般的法律、风俗、地理情况，接下来从最接近罗马帝国的部落起，分部落介绍到波罗的海沿岸。他特别描述了日耳曼部落的淳朴道德和原始的陋习。这部书后世被希特勒所看重，企图得到手稿。

《阿格里科拉传》（又译作《阿古利可拉传》）写的是他岳父的一生，由于阿格里科拉曾担任过不列颠总督，这部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古代不列颠民族。和《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样，他利用这些原始人的淳朴反衬罗马人的贪婪和腐化，雄辩地反对罗马的贪得无厌。

《对话集》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并不太清楚，可能是在《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以后，而且一直是和上两部书装订在一起的，但这部书是否是塔西佗写的还有一定的疑问，和塔西佗其他的书风格不太一致。这部书是“献给法比乌斯·尤斯佗斯”的，由此可以推算出出版日期，但无法确定写作日期。

塔西佗传世的著作不多，但却包含不少可以直接引述、引申的名句。与现代人眼中的“历史”大不相同 ，他的历史写作目的是“惩恶扬善”，他把道德评价看得比准确记录更加重要。

如他所说，“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 ，以及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

塔西佗写历史，使用的是一种近于文学的语言，这与他受过很好的演说训练有关。在1 世纪之前，罗马流行的是西塞罗那种古典拉丁语，其特点是庄重大气、四平八稳、风格雄伟、长句迭出、修辞丰富。但经过一个世纪的模仿已经变成了陈套。

塔西佗开始历史写作时，以塞内加为代表的“白银时代拉丁语” 已经走向成熟。它的特征是简洁、隽永、机智和凝炼。这样的语体特别具有警句效果。

塔西佗 （约56-120年）

西方史学有近两千年的时间将塔西陀的记录视为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真相，但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启现代化的研究罗马史的道路后，塔西陀的观点开始受到挑战，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以降，罗马考古学及历史研究的依托考古学，所得的考古与研究发现开始与塔西佗观点颇多不同处。

西方史学有近两千年的时间将塔西陀的记录视为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真相，但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启现代化的研究罗马史的道路后，塔西陀的观点开始受到挑战，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以降，罗马考古学及历史研究的科际整合发达，所得的考古与研究发现开始与塔西佗观点颇多迥异之处。

塔西佗的身分多少影响了他对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评价的全面性：塔西佗身为元老院议员，且在长期生活中接受了罗马城公民的观念，政治分析与判断的眼光自然偏向这两个阶层，但这排除了占罗马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属省居民的观感。

古代罗马城居民的教育水准普遍粗鄙，因此对皇帝的评价常是取决于皇帝的公关表现（如尼禄提倡希腊文艺取代大竞技场娱乐就成为他失去罗马公民支持的关键）、对特定人物的愚忠、甚至单纯的物欲和情绪。这样的结果就是，采用“首都观点”与“元老院观点”的塔西佗，虽然能真实公正的记录了元老院与罗马城公民对皇帝的评价，对皇帝治世的总体评价却并不一定公允。

启蒙巨人蒙田就称赞塔西佗的《编年史》：“供应研究和学习的书，那里处处有警句……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然而，正是这种简要和个人化的语言风格使得塔西佗原本已经暧昧的政治态度变得更加模糊。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开始重新发现塔西佗并予以重视，从此有了两个政治色彩完全不同的塔西佗。

1920年代，意大利学者托弗宁称这两个塔西佗一个是“红色塔西佗”，另一个是“黑色塔西佗” 。

红色的塔西佗捍卫自由、崇尚共和。意大利人文学者莱昂纳多·布鲁尼在《佛罗伦萨颂》中，引用了塔西佗关于自由与历史真实的名言：专制暴&政分裂人民。

塔西佗说，“当人们对那些 趋炎附势的历史学家感到厌恶时，他们就会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性的可耻表现，但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

塔西佗还说，“在某个历史时刻可以按自由的意愿去想，按照心里想说的去说”，是一种“稀有的幸福”。

这些话被理解为反专制言论：专制的邪恶在于使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它，又使另一批人咬牙切齿地痛恨它。虽然看上去相互对立，但逢迎谄媚或憎恨敌意都是不自由的产物，也都成为真实历史的障碍。

黑色塔西佗则全然不同。这个塔西佗并不反对帝制，他只关心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政治”经验。

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学者尤斯图斯·利普修斯（1547-1606）赞赏塔西佗的政治智慧。他认为塔西佗相信“和平利益要求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 他还引用塔西佗说的，“对于陷入混乱的国家来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由一人来全权统治”。

这些都被视为塔西佗赞同君主专制的证据。但是，利普修斯显然没有完整地引用塔西佗的原文，因为塔西佗在第二句话后面接着又说，“不过他治理国家，并不是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或是独裁官”。

塔西佗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君权统治不应该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牢牢地抓住独裁的权力，而应该是一种有利于国家的必要政治形式。塔西佗自己也承认，帝制是当时統治羅馬帝國最有效的体制。

3、塔西佗真假之辩论

引用罗杰.皮尔斯的论述：我所看到的塔西佗现代版本并未提及不同时期提出的伪造指控。 下面的叙述摘自门德尔（Mendell）4，他以更长的篇幅提供了相同的数据。 如果有人对此有更多的数据或更新近的参考书目，从而使这一说法不攻自破，我将不胜感激。

根据门德尔的说法，自 1775 年以来，至少有 6 次试图将塔西佗的作品诋毁为伪造或虚构：

这一指控源于伏尔泰，他的主张由一位名叫林盖特的律师详细阐述。 然而，只有拿破仑才认真对待这一立场。 法国革命党人在塔西佗的共和主义中找到了 “巨大的安慰”。 因此，”凯撒的现代继承者 “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来诋毁塔西佗。 但这些努力随着第一帝国的崩溃而停止。

约翰-威尔逊-罗斯（John Wilson ROSS）（匿名）出版了一本名为《塔西佗和布拉乔里尼：十五世纪伪造的年鉴》的书，伦敦（1878 年）（或此处），旨在证明波焦伪造了塔西佗的作品。 (了解罗斯是如何相信波焦能够伪造 9 世纪的 MSS 会很有趣)。 这部作品现已被添加到网络古腾堡计划。

1890 年，P. HOCHART 出版了 《塔西佗编年史和故事的真实性》一书，他坚持了同样的观点，”更有学识，并后续出版了补充卷”。 显然，罗斯和霍哈特都未能说服当时的学术界。

1920 年，利奥-维纳（Leo WIENER）撰写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其他伪作》一书，”试图通过令人费解的语言技巧、断章取义来证明《日耳曼尼亚》以及塔西佗的其他作品是在阿拉伯影响扩展到欧洲之后伪造的，但却徒劳无功”。

“在加斯东-布瓦西埃（Gaston Boissier）的杰出著作（《塔西佗》，1903 年）激发了人们对这位历史学家的新热情之后，尤金-巴哈（Eugene Bacha）（《塔西佗的精灵》，1906 年）试图证明塔西佗是浪漫主义小说大师，巴哈的书对文体问题的评论确实有一定价值”。

T.S.杰罗姆（T.S.Jerome）在 1923 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书中认为塔西佗 “天生就是一个一贯的说谎者，而且是有意为之”。 这本书没有价值，因为它总体上不准确，将法律演讲中的叙述与历史中的叙述混为一谈，而且它的方法完全不能令人信服”。

门德尔认为，这些作家对塔西佗的评价都没有得到普遍接受，极端的立场被放弃了，塔西佗的总体完整性得到了平反。 然而，与所有历史一样，个人的选择和解释因素意味着学者们并不一定接受塔西佗的观点作为对一世纪罗马历史的最终和公正解释。

由此看来，关于塔西佗及其书籍是伪造的论点并没有得到任何人认可。

实际上从 1 世纪起，提及塔西佗或其任何作品的有大量人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塔西佗在包括六世纪在内的每个世纪都被提及或引用。 只有七世纪和八世纪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作者的信息。 不过，塔西佗《对话录》只在十五世纪后出现，完全没有被提及。

举例说明：

大约 400 年：

阿米亚努斯-马凯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出版了他的历史，从塔西佗中断的地方开始。

阿基坦的苏尔皮丘斯-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 of Aquitaine）在 Chronicorum Libri II, 29 中使用 Annals 15.37 和 15.44 作为尼禄与毕达哥拉斯结婚和惩罚基督徒的资料来源。 (我应该补充一点，我不知道到底哪些内容与哪些内容有联系)。 英文本为 ANF；拉丁文本为 Sulpicius Severus。Sulpicii Severi libri qui supersunt. Ed. C. Halm. C. Halm. CSEL 1，维也纳（1866 年）。

杰罗姆在其《撒迦利亚书》14.1, 2 的注释中引用塔西佗的话说，他是一部从奥古斯都去世到多米蒂安去世的历史的作者，共 30 卷：

(摘自《拉丁教父文集》（Patrologia Latina）)

“约瑟夫写了《犹太史》，他非常完整地记录了[耶路撒冷被毁的]所有这些事情，并用许多比我们在先知书[即《圣经》]中读到的更长的篇幅来支持这些事情。还有科尼利厄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他写了 30 卷凯撒的生平，从奥古斯都一直写到多米蒂安去世”。

约 500 年：

塞尔维乌斯在其《埃涅伊德》3.399 的注释中引用了部分已失传的塔西佗文本。

奥罗修斯使用了塔西佗并引用了现已失传的部分文本。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引用了《日耳曼尼亚志》第 45 卷的内容。 乔登斯引用了《阿格里科拉》第 10 篇，他是古代最后一位这样做的作者。

4、纳粹争夺塔西佗手稿

《日耳曼尼亚》

塔西佗的三部次要作品--《对话录》、《阿格里科拉》和《日耳曼尼亚》--在文艺复兴之前鲜为人知。 不过，当时确实有一些手稿流传下来，并被重抄复制。 遗憾的是，大部分原稿后来都丢失了，细节也存在争议。 修道院非常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宝藏（即使他们并不关心这些宝藏），因此这些手稿的 “发现过程通常非常不清楚”。

唯一的幸存者是《Codex Aesinas Latinus 8 €》，包括《日耳曼尼亚志》在内的手稿。它是切萨雷-安尼巴尔迪教授于 1902 年秋天在耶西的奥雷利奥-古列尔米-巴莱尼伯爵的私人图书馆中发现的。 这本手稿曾被认为再次遗失，但在 1980 年落入了耶西的奥雷利奥-古列尔米-巴列尼伯爵的曾侄子巴列斯奇-巴列尼伯爵手中 。它曾被借给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1966 年在阿诺河洪水中受损。1994 年，它经过检测和修复后被卖给罗马国家图书馆，现藏于该馆。

不过，在此期间，这份手稿经过了一番冒险，差点流落到德国。

在 1936 年的一次会议上，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索要耶西手稿。

墨索里尼当时是随口答应了，但当他询问了专家后，这才发现这份手稿是多么重要，这一冒然承诺在意大利各界是多么不受欢迎，墨索里尼立刻改变了主意。

希特勒似乎对盟友反悔并没有认真对待，他认为手稿只能说明与当时的罗马人相比，德国人是多么野蛮。 但他的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对此很感兴趣。

1944 年 7 月，一支由党卫军士兵组成的突击队来到了位于安科纳以西几英里的丰泰塔莫（Fontedamo）的巴莱尼宫（Palazzo of the Balleani）。 他们发现房子空无一人，便破门而入，寻找手稿的下落，结果发现手稿不在后便对房子进行了破坏。 随后，他们又搜查了巴莱尼家的另外两处房产，但没有那么粗暴；一处是奥西莫（Osimo）的房子，巴莱尼一家躲在地窖里没有被发现；另一处是杰西（Jesi）广场上的宫殿。 事实上，《塔西佗手稿》就藏在杰西宫殿的一个厨房地窖里，装在一个用锡封装的木箱中，但没有被发现。

由此这份手稿躲过一劫，安全保存到了后世。

5、现存著作来自何处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罗杰·皮尔斯的记录;

塔西佗的另一些手稿部分出自 15 世纪 Stefano Guarnieri 之手；《A Agricola》13.1-40.2（页 56-63）出自 9 世纪下半叶之手，还有一个从 40.2 到 43.4 的一些可破译读音的拉丁字母拼写；

手稿在十五世纪被发现，归功于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

波焦·布拉乔利尼（ Poggio Bracciolini），意大利知名的学者、文学家、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政治家，于1453年至1458年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执政官。波焦·布拉乔利尼留下了若干哲学与政治学的对话录，小册子，一部逸闻妙语录，及一部佛罗伦萨史。其书信也十分重要，其中有大量文艺复兴初期的史料。

波焦的一生以近乎狂热的嗜书癖为特征。

他对古典著作的热衷点燃了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这些作品的渴望，而他们探寻的方式有些时候则颇为不当。塔西佗《编年史》前几卷所仅存的手稿乃是从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 Rhine Westphalia）的科尔维（Corvey）修道院中盗取而来，而后被教宗利奥十世花了一小笔钱购得。（这位深怀悔罪之感的教皇给那些愤怒的僧侣们送去了一份装饰精美的手稿复本以及一份教宗的赎罪印劵，而不是将这份被称为美第奇一号［the First Medicean］的手稿返还给原来的主人）。

波焦代表了那些偶尔显得残忍无情的文献搜寻者——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所知悉的。他不纠结于道德，倾心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当他发现一份包含有尚不为人所知的拉丁铭文五折书（［quinternion］中世纪时五页文本叠折在一起的卷集）时，他直接顺手牵羊，将其放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他的“勤勉”使之受益良多。当他再一次搜检了德意志地区——在意大利人的眼中，这是一个蛮荒之地——的一些图书馆之后，他兴奋而得意地说道：“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许多过去的伟大人物所留下来的著作。我独自一人两次游历德国，最近，我又有了新的成果：我发现了七篇过去佚失的M.图里乌斯演说文书”。

他是一个在破译旧手稿笔迹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他擅长拉丁文，对古典拉丁文的特殊用语、修辞手法和语法结构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广泛且深入地研究了古代文献，并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了关于特定作家身份或遗失作品的线索。他曾在教廷和宫廷服务多年，对教会体制性结构有深入了解，并与许多强势神职人员有过个人交往，包括历任教皇。

波焦在罗马担任了教宗秘书一职。他掌理教宗信件，负责呈介教廷事宜，并草拟谕令。

波焦的个人魅力，包括他的健谈、幽默感，甚至他的低俗笑话，也帮助他打开了通往偏远修道院图书馆的大门，给了他大动手脚的便利

塔西佗手稿在1425 年 11 月被发现，波焦写信给尼科洛，说他在德国修道院发现了一些书卷，其中包括朱利叶斯-弗朗蒂诺斯（Julius Frontinus）和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塔西佗作品（ignota nobis）。 这个消息是赫斯菲尔德的修道士海因里希-冯-格雷本施泰因（Heinrich von Grebenstein）告诉他的，他曾到教皇总部寻找赚钱机会。

波焦指定将这本书带到纽伦堡，在那里用这本书交换这位修道士想要的其他当代作品。

双方通信多次，1431 年，尼科洛知道赫斯菲尔德修道院的一卷书中收录了《日耳曼尼亚志》、《阿格里科拉志》、《对话录》和苏埃托尼乌斯的《语法和修辞学》片段，并将其列在他交给两位在德国旅行的红衣主教的一张 “要得到的东西 “表中。这份文件的页边注明，这本书确实是“捡到”的。

1432 年，米兰大主教弗朗切斯科-皮佐尔帕索（Francesco Pizzolpasso）致尼古拉斯-库萨努斯（Nicolaus Cusanus）的一封信中也讨论了听起来像是相同的 MSS4。

1455 年，皮埃尔-坎迪多-德森布里奥（Pier Candido Decembrio）在罗马看到了这种描述的手稿。Decembrio 对 MS 进行了详细描述。 该手稿似乎卷为圆同形，包含《日耳曼尼亚》、《阿格里科拉》、《对话录》和《苏埃托尼乌斯》片段。 与之相关的--也许是装订在一起的--是弗朗蒂诺的副本《De aquaeductibus》，该作品的两卷颠倒了。

同年，波焦的竞争对手之一、阿斯科利的伊诺克（Enoch of Ascoli）将一份手稿带到了罗马，波焦因此在一封信中贬低了这一发现。

伊诺克曾为教皇尼古拉五世工作，但由于他已去世，伊诺克不允许复制，并出高价购买。 伊诺克于 1457 年去世，根据卡罗-德-美第奇写给同父异母兄弟乔瓦尼的一封信，他将自己的手稿留给了安科纳的斯特凡诺-德-纳尔迪尼，它不包含《阿格里科拉》。

通常认为，这份现已遗失的手稿是这些作品后来所有副本的原件，其中包括 Toletanus 抄本 49,2 (T)；梵蒂冈抄本 3429 (A)；梵蒂冈抄本 lat.4498 (B)。

标准的观点认为，Aesinas 手稿是赫斯菲尔德修道院丢失的手稿的一部分。 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Aesinas 手稿事实上是独立于 Hersfeld 手稿1 的。 还有人认为，它实际上来自蒙特卡西诺，由瓜里尼（Guarini）为杰西图书馆收藏，是纳粹军队企图夺取的那份手稿的一部分。

因此，学者们的意见是:塔西佗著作有一个到三个现存副本不等，而各种现代文本均源自这些副本。

6、塔西佗的遗产

塔西佗的贡献在于历史写作，不在于政治理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是一位政治学者。但是，对于16、17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他的历史著作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那是一个绝对君主制的时代，17世纪至18世纪初， 路易十四将绝对君主制发扬光大，推向辉煌的顶峰。到18世纪中期，绝对君主制不存在好或不好，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除了这样，真的还有其他选择吗？

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也不过促使出现要求绝对专制向开明专制（也称“开明绝对君权”）转化的改革要求。这与设想和要求彻底的政体变革是不同的。直到法国大革命时，这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6世纪文艺复兴学者 ，并不满足于把塔西佗只当作历史学家。他们对塔西佗的著作进行集句处理，把他的历史经验观察提升为一种政治观念系统。

西班牙学者巴利安托斯所说，变成一种“政治理论”。他称赞道，“塔西佗言及的治国权术秘密和政治谨慎之道微妙精深，全都紧锁在他的（历史）叙述里”。

所谓“紧锁”，乃是说，塔西佗议论的不仅仅是特定的历史事件，也不只是提出一些观察性评说。更重要的是，塔西佗的历史言论包含了一些永恒的真理和政治智慧，凝结为许多发人深省的警策之言。

这些警策之言含义深刻，有待解读（解锁）。读者需要将它们从具体语境中释放出来，方能领略其精妙含义。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塔西佗自己是否原来就有这个“紧锁”的意愿。

红色塔西佗的警策之言主要指向个人，大多是一些与战争、人性、道德或伦理制度有关的常识说法，由于精炼而显得具有普遍意义。

他历史著作中有许多这类警句和名言。例如：

“屠杀一开始，要想制止就难了”（《历史》1，39）；

“诸神是站在强者一边的”（《历史》4，17）；

“如果一个城市是被攻克的，掳获物就总是落在士兵手里，如果它是投降的，掳获物就会落在军官手里”（《历史》3，19）；

“有人的地方就有恶”（《历史》4，74）；

“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日，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编年史》3，27）；

“受到惩处的天才反而会提高自己的威信；而且残暴的外国国王以及模仿他们的酷行的人，他们的行为所招致的后果也只能是使自己声名扫地，反而使牺牲在他们手下的人得到光荣”（《编年史》4，35）；

“今天我们的创举也会变为过去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今天我们根据前例加以辩护的事例，将来也会成为前例的。”（《编年史》11，24）、、

在《阿古利可拉传》里，塔西佗记叙了暴君图密善时代的抵抗献身者，他惋惜他们的命运，赞叹他们的勇气，但那主要是为了衬托元老院里那些巴结皇帝的软骨头，及其加害献身者的卑鄙行为：落井下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塔西佗并不赞赏殉道者。“有些人专门崇拜藐视权威的人物，但他们应该知道：就是在暴君之下，也有伟大的人物；而温顺服从如果能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自可达到高贵的境地，但许多人却只会以一种毫无利于国家而徒然招取杀身之祸的匹夫之勇来沽名钓誉而已”。

如果说塔西佗那里真的有什么“政治理论”，那也是一种可以作不同理解的政治理论，既对专制统治者有用，也对专制统治下心怀不满的民众有用。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学者圭恰尔迪尼就说过，“塔西佗善于开导臣民如何谨慎小心地生活和行事，就像他善于开导皇帝如何维持暴政一样”。

今天，人们一般引用的都是红色的塔西佗。但是相比之下，黑色的塔西佗则更显得是“紧锁”的塔西佗了。

参考：

罗杰.皮尔斯教授个人网站

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世界史研究》杂志